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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失踪的孩子(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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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来金三角做边缘生意的人,往往会在经过一段时间,接触罂粟花之后,给自己树立一个道德路牌:这里是金三角,我所作的恶相比其他人的杀人贩毒,不算是恶。

小恶不是恶。

我在酒桌上听在缅甸做小商品生意的陈爷讲过一个说法:金三角生活着两种人,一种泯灭良心有钱拿,另一种人,没有良心也没有钱拿。

2009年5月上旬,中国方面的卖家出货渠道出现一些问题,导致我负责的线路上,货物得不到及时补充,只能暂时搁置,我也停工休息。

无所事事两天以后,猜叔带我去大其力玩。

我问猜叔,怎么不去小孟拉,反而要跑这么远的路来到大其力。

猜叔转头对我笑道,带你去见识见识金三角的魅力。

我很诧异,之前不是在达邦、小孟拉这些地方早就感受过了吗。

猜叔摇着头告诉我,外人都认为金三角很大,其实不是这样的。像小孟拉这些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只能算泛金三角区域,大其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心金三角。

那两个地方有什么区别?我又问。

猜叔这次回答得很简单,就两个字:安静。

我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猜叔会用安静来描述金三角,直到我第一次踏上大其力的土地。

当天早上9点钟,太阳已经把整个地面照得火亮,我们的车子缓缓开进大其力附近郊区的一条街道。

两旁的房子破旧不堪,除了沿街一些小赌坊粉刷过墙壁,其他的地方全都坑坑洼洼,甚至有很多房屋呈现风一吹就要被刮倒的模样。

时间还早,路上行人不多,年纪大的坐在房屋的阴影下,年纪小的倚靠在树旁,目光随着我们的汽车行进方向悄悄移动。

我把车窗摇下来一点,可以清晰地听到汽车压过树枝,发出“呲呲”声。

猜叔把汽车又开了一段,踩下刹车,停好,下车。汇集在我们身上的目光慢慢消失。

猜叔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如果今天不是他带我过来,只有我一个人的话,刚下车就能被这些看上去弱不禁风的老人和小孩围着要钱。

我点点头,说自己已经感觉到金三角的安静了。

猜叔笑着拍了我的脑袋,叫我别不懂装懂。然后把口袋里的枪掏出来,朝着天空打了一下,“砰”,声音很大,猝不及防的我耳朵都给震得嗡嗡响。

猜叔努了下嘴巴,示意我向四周看看。我揉着耳朵照做。这么大的声响,竟然没有引起任何恐慌,两个互相撒尿玩的小孩子,也没有停止手里的动作。

“为什么?”我问猜叔。

“一把枪而已。”猜叔笑着把手枪放了下来。

“这里两年一小乱,三年一大乱,这些人早就习惯了。”猜叔把枪放进皮套里,边扣上扣子边问我,“枪声和鸡叫声,真的有区别吗?”

我下意识想要说有,但怎么也说不出口。只能赶紧催促猜叔带我离开郊区,去大其力的县城,有很多中国人玩耍的地方。

到了大其力县城,猜叔临时有事要赶回去,问我走不走。我心想3个小时的车不能白坐,什么都没玩就回去亏了点,就摇头拒绝。

猜叔也没勉强,把我介绍给这里四五家赌坊的总巡场认识,让我有事可以找他,就开车离开了。

总巡场姓赵,我叫他赵哥,30岁出头,十五六岁的时候过来缅甸,算是“后期混血儿”。

赵哥从一个最小的“签单”马仔做起,十来年时间就做到赌坊打工仔里的最高级别,还混了些股份,娶了两个越南美女。

赵哥长得一脸木讷,话不多,看上去是个老实人,下手却意外狠辣。我见过他催“死单”时的模样,用一把铁榔头把男人的指头一个个敲碎,很残暴。

我从一开始就莫名讨厌赵哥,没待在他给我安排的赌坊和宾馆,自己一个人出门溜达。

大其力县城的中国游客特别多,我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何况我口袋里有枪。

大其力地方不大,有名的除了赌坊就是妓院,很多老嫖冒险坐船过湄公河,就想来尝鲜。我偷偷跟在两个秃顶男人身后,听他们大声讨论东南亚各国女人的差异性。

走着走着,凑巧看到一个没有门牌的小店,门内的蓝色塑料凳上坐着一个女人,穿着一条浅灰色的长裙,双脚并拢,双手放在腿上,脸上涂着一点点的粉,没有任何的笑容。

她在一片穿着笼基,花花绿绿的缅甸妓女中显得与众不同。我进了门。

店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条竹制的长椅,一个卫星电视,还有两台电风扇,一台挂在墙壁上,一台摆放在床头,“呼呼呼”吹个不停。

长椅上斜躺着一个男人,很瘦很憔悴,正眯着眼睛看我。

我以为自己进了专门坑中国人的黑妓院,下意识想要掏枪,没来得及做出动作,女人的声音就传了过来,“你是中国人吧?”

我停止掏枪的动作,因为我从女人的口音里听出一丝亲切感。

我犹豫着问道:“听口音你也是中国人,还是温州的?”

女人听我这么说,眼睛一下就睁开,脸上还露出笑容:“你咋嫩峡得(你怎么知道)?”

我稍微沉默了一会儿,说自己以前有个哥哥就是温州人,温州腔的普通话一听就知道。

靠着异国遇老乡的兴奋感,我们慢慢聊起来,都是一些家乡的趣事。

直到我问她,为什么要过来做这个?

女的没有回答,男的反而硬挤着干枯的脸皮露出一个笑容:“你是老乡,我们算你便宜点,一次200,送全套。”

男的见我没回话,继续推销说,自己的店有个特殊卖点,他说自己是女的老公,可以全程在旁边观看。

这男人让我想起花姐当年的遭遇,一下没忍住,上去给了他一巴掌,刚想继续打的时候,发现两人没哭没闹也没反抗。正常人遇到突如其来的袭击,都会下意识伸手阻挡,但男人只是看着我,斜躺的姿势几乎没变化。女人把长椅边缘放着的玻璃杯拿到手里,大概怕我会不小心打碎。

我有点不知所措,把手放了下去。

金三角的小型赌坊里,温州人开的占了半壁江山,哪里赚钱,哪里就有温州人的身影。我头一回见到温州人在金三角混得这么惨。

我试着和他们沟通。我递给他们钱,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这边。但他们都在回避这个话题。最后我实在没办法,打算离开。

刚起身,听到女的问我:“你在金三角待了多久?”

我回答:“挺久了。”

“那你认识这里雇佣兵组织的领导干部嘛?”

我假装自己认识。

“那你可以帮帮我们吗?”

我还不知道需要帮的忙是什么,就已经点头。

那天的上午到凌晨,我坐在这间闷热的小房子里,听完了这对夫妻的故事。

这对夫妻都是浙江温州人,男的叫张琦,女的叫孙锦芳,都是70年代末出生。

张琦从一所重点大学毕业,之后在一家中型企业上班,工作能力突出,四五年时间就被提拔成中层干部。

孙锦芳上的是普通专科,学的是会计,成绩不好,但凭借家里的关系也有一份稳定高福利的工作。这样的学历背景,在当时算得上是知识家庭。

温州流行相亲,结婚也普遍较早。两人经媒人介绍,认识不到半年就在家人催促下成婚。

“我们大学毕业没多久,互相的年纪都小,电影院都没去过,就要结婚了。”

孙锦芳说第一次见面,双方家长坐下来吃了一餐晚饭,就把婚期定在2000年的国庆节。按照温州的传统,是要先订婚,再结婚的,但两个家庭都很着急,好像赶着去救火,一切从快,跳过订婚环节,边在郊外盖自建房,边准备结婚事宜。

两人婚后的生活平淡无奇,柴米油盐、加班赚钱,如同所有中国普通家庭。

“我们两个一起生活没到一年,就觉得双方生活习惯完全不合,打算离婚了。”孙锦芳说这话的时候,偷瞄了一眼张琦,发现张琦耷拉着眼皮,也看着她,赶紧把头转回来。

她说张琦不爱干净,也根本不记得两人的任何纪念日,总共就给她买过3次礼物,还都没有超过20块钱;虽然每天都会做饭,但买的菜都是张琦自己爱吃的,零零碎碎的小事瞬间把她憧憬的婚姻生活击了个粉碎。

孙锦芳想离婚,就把这个念头表达给张琦,张琦没有任何挽回的意思,直接点头同意。即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意外怀孕把这一切掩盖了过去。

2001年,孙锦芳怀孕,第二年生下儿子,小名叫丑仔。温州人对生儿子向来有种偏执,孙锦芳第一胎就生出男孩,让双方家庭十分满意,也为两人想要离婚的念头增添了很多阻力。

婚后第2年,张琦出轨,孙锦芳闹离婚,被双方家长劝和。婚后第4年,孙锦芳出轨,被情夫敲诈15万。张琦问孙锦芳是否还要继续过下去,孙锦芳点头。张琦选择原谅孙锦芳,因为不想闹得双方家庭都知道,支付了这笔钱。在这样的生活中,两人度过了6年。

2007年初,即将过年关,孙锦芳带着丑仔出门买零食。孩子说要喝饮料,孙锦芳就去排队,一个不留神,丑仔丢失。

接下去的一个月,双方家庭像是疯了一样满城寻找,没有任何讯息。

那段日子,张琦每天都要喝一斤白酒,一喝醉就打自己。拿脑袋撞门、烟头烫胳膊,试图用身体上的疼痛来忘记孩子走丢的痛苦。孙锦芳说这不是他的责任,叫张琦打自己,张琦不肯。

这样痛苦地生活了3个月,在双方家庭的长辈都纷纷放弃,劝说两人再生一个的时候,孙锦芳和张琦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要自己去找孩子。

“大家都说儿子找不回来。张琦不信。”孙锦芳说张琦从小家境贫寒,依靠读书硬生生闯出来一条路,还把父母、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的生活重担都挑在肩上。在他的认知里,没有什么是通过努力解决不了的。

同时,两人还做了一个约定:一旦找到儿子,马上离婚。

“为什么孩子找回来反而要离婚?”我问两人。

孙锦芳把张琦脚上的拖鞋拿掉,让他可以方便地踩在自己脚上,好给他捶打小腿。张琦的小腿皮肤很松弛,每碰一下都有波纹。

孙锦芳连续敲了十几下,才回了我一句至今都不太懂的话:“我可以陪他吃很多苦,就是享不了福。”

也不知为什么,在这之前,我其实已经见多、也听多了悲惨的故事,早就没什么反应。可这句话却就好像触到了什么东西。

孙锦芳的讲述很平静,没有愤怒,没有怨恨,没有任何想象中,经历了一些残酷该有的情绪。除了说到和张琦相处中的一些细节会偶有颤音,讲述其他事的时候,她的语调、音量都很少有起伏,就像给孩子说睡前故事。

我几乎不去打断,孙锦芳说,中国每年走丢的孩子非常多,找回来的寥寥无几。她和张琦都明白这一点,还是义无反顾踏上寻子的路。

出发前,张琦和孙锦芳把工作辞了,房子抵押贷款,家里老款的帕萨特低价典当,凑钱换了一辆二手陆巡,准备从温州周边的县城开始,慢慢扩大搜索范围。

“他说陆巡是出了名的跑不坏,一定要换车。”孙锦芳骂张琦是乌鸦嘴,车子跑不坏,人是不是就要一辈子都在路上挣扎呢?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孙锦芳和张琦给自己定的时间是一年,一年的时间里如果找不到孩子,就不再想这件事。

两人抱着这样的念头,开始一边到各个城市贴小广告,一边在公益组织里求助,有时还会花钱在报纸、电视上打广告。

经过一段时间的寻子之路,他们手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寻子互助群,上面全部都是走丢孩子的父母。大家在这些群里相互鼓励,提供线索。

张琦和孙锦芳第一次了解,中国每年竟然有这么多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走丢。接触得越多,两人对找回孩子的信心就越少。

“后来,我们在路上一整天都不说话。”孙锦芳说她和张琦两人,在寻找接近一年的时间后,已经变得麻木。他们只是沿着高速路开车,一个站口一个站口地下,飘**到哪里就在哪里粘贴小广告。

两人每天最害怕的是晚上临睡前的5分钟。因为他们有个习惯,睡觉前会把手上的中国地图打开,每寻找过一个地方,就会在地图上画个圈。但地图仿佛有自动清洗功能,圈圈永远画不完。

2007年的大年三十,孙锦芳张琦把车停在高速路上的紧急停车带,听着车载广播的节目,就着饼干矿泉水度过了新年。

2008年初,在双方父母、亲戚、朋友的日夜轮番劝说下,孙锦芳和张琦停止寻子之路,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开始朝九晚五地上班,健身锻炼,电影麻将,周末还会请朋友来家里吃饭,绝口不提儿子的事。这样过了3个月,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两人已经迈过这道坎时,他们选择重新出发。

“大家说的我们都懂,就是做不到。”孙锦芳说自己也知道重新生一个孩子,安稳上班就不会这么辛苦,两个人一直飘**在外面,路途可能漫长,也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但还是无法放弃。

我当时觉得孙锦芳在撒谎,你都懂了怎么会做不到呢?后来才明白,有一类人会在权衡过所有利弊之后,选择一条最难走的路。

他们又找了3个月,还是渺无音讯。

一天,孙锦芳和张琦站在一个县城下属镇的电线杆旁,把手上最后一张寻子广告粘贴完,去车子后备厢拿备用小广告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存货。他们痛哭起来,歇斯底里地打了一架。孙锦芳把张琦的脸抓花,张琦把孙锦芳的眼角打出血。

当晚,两人在一家很简陋的旅馆**,互相给对方擦拭药水,之后做了一次爱。这是他们一年来第一次**。

孙锦芳当时已经打算放弃,但张琦很认真地和她保证:他们一定会把孩子带回来的。

张琦和孙锦芳想的办法是,打入人贩子这个行业,至少会离自己的孩子近一点。他们开始给公厕、街边买卖人口的小广告打电话,假装自己是买主,想要借此机会和这一行的人搭上话。

小广告上预留的电话号码,连续十来个都是空号,后来总算打通一个,对方要求必须要先打预付款才交人。张琦和孙锦芳没办法,只能按照对方提供的银行户头汇款一万元,结果再没回音。孙锦芳两人陆陆续续被骗了四五万,甚至有一次遇到警察钓鱼执法,被关了几天,受了点苦。人贩子太谨慎,两人毫无办法。

后来,张琦慢慢琢磨出门道,要混入人贩子这一行,不能过于直接,要懂得曲线救国。做这些犯法生意的家伙,只会信三教九流的人。

抱着这样的想法,两人开始挑选适合进入的行当,最后一致决定去当乞丐。乞丐相对容易伪装,也没有入行门槛。张琦和孙锦芳不再开车,十多天不洗澡,拿着一个破碗,吃最便宜的快餐,睡在桥洞、工地、公园这些地方,买了点颜料,找块板子写上编造的悲惨故事,跪在地上沿街乞讨。

他们很快融入乞丐这个角色,等到两人觉得自己已经变成真乞丐,就开始试着接触其他的乞丐。

“出来这么久,就那几天最开心,对吧?”孙锦芳问张琦,还记不记得那几天,她每天晚上都要在张琦的怀里才能睡着。

张琦没回她。

说到这里,时间到了下午1点,该吃饭了。我对这个时间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张琦说:“3个钟,你刚好要付给我老婆3个小时的点钟钱。”

我提议请他们去外面吃,两人没同意。

只见孙锦芳从床底拿出一个电饭煲,两个碗,两双筷子。没有饭勺,他们用碗反扣着打饭。她又打开桌子下的一个抽屉,掏出一个白色的塑料袋,袋子里是玻璃瓶装的红色辣椒酱,辣酱已经见底。

孙锦芳用筷子把辣椒酱涂到白米饭上,递给我,让我搅拌一下,“很好吃的。”她告诉我。

我拿起筷子,问她哪里来的辣酱。孙锦芳说是托老乡买的。“你现在还能托谁?”我问,她笑笑,没说话。

我尝试着吃了两口,饭很凉很硬,有点馊味,辣酱确实是熟悉的味道。

孙锦芳自己没有吃,脸上露着笑容,一小口一小口地喂张琦。看到张琦艰难地吞咽,我觉得这顿饭吃得很诡异,就问他们想喝什么牌子的白酒,我出门找朋友拿,保证正宗。

孙锦芳没说话,看了一眼张琦。张琦朝我摇头,幅度很小,“我不喝酒。”张琦说,自己从前就不爱喝酒,而且他酒品不好,喝多了会被家里人嫌弃。

看他说得很自然,我愣了一会儿,用左手食指戳着自己右臂,再看向他:“你都这样了,还怕什么?”

张琦朝我笑一下,眼睛睁大了点,“保持一些以前的习惯,让我觉得自己是个人。”

每个城市的乞丐大部分是固定人员,都是相互拉帮结派,很少有外来乞丐能够单独混饭吃。张琦和孙锦芳两个人,就选择待在安徽芜湖,加入其中一个团伙。这之后,两人正式开始乞讨生涯。

张琦说,乞丐内部也分等级。老大身边的亲信可以去比较繁华的地段,例如车站、步行街,而不招老大喜欢的家伙就只能去偏僻、人流量少的地方。孙锦芳和张琦就只能去中小学校附近,收益不多。

这一行待的时间久了些,他们觉得乞丐也分好坏。好乞丐只是假装自己是残疾人骗取同情,坏乞丐则是偷蒙拐骗无恶不作,小到偷街边的电缆、路上的井盖,大到帮一些地痞流氓对女性企图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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