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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不试试又怎么知道呢？”我再次提议。

小林先生对我笑了一下，他看上去很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或许和助哥一般大，这个年龄却可以负责主持筹办一个有众多名流参与的大型晚会，显然是能力出众的。他说话语调平稳，给人一种有被认真对待的感觉，是即使受过专门训练也不太可能掌握的天赋。所以他笑着对我许诺的时候也有一种令人信服的感觉。

他告诉我说我很特别，可以想象的出我工作的武装侦探社一定也很特别。如果他还有机会，他会去武装侦探社需求帮助的。

如果能这样解决自然再好不过了，于是我对他点点头，各自分别了。我润去找助哥了，而他去忙于会场布置了。

助哥告诉我说炸弹的问题他已经解决了，并且简单描述了过程。我也告诉了他我对负责人先生的初步判断和处理，以及在监控室的发现，顺带拜托他下班后记得提醒我给乱步多带两盒麻薯的事情。我们交涉的非常顺利，只是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于是我就问了。

“咱们社对这件事怎么说？”

“什么都没说。”助哥回答道，在我略显错愕的情况下助哥说话的语调态度依然平稳不变，看上去非常沉稳可靠，“我把情况反馈给了社里，那边很快联系了井上先生，而反馈的结果是——一切照常进行。”

“那边的认为慈善晚会的炸弹不会影响到会谈的正式进行，他们认为这两件事情毫无关系。‘会谈在慈善晚会举办期间进行本身就是临时起意，慈善晚会的炸弹只会是慈善晚会的麻烦，既然麻烦已经被侦探社解决了，那么照常进行就好’——那边就是这么个意思。”助哥放低声音和我解释道。他可能多少有些特别的天赋，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把充满槽点的离谱发言用从一而终的、平淡的像谈论天气一样的语调说出来。

“真离谱。”我除了这三个字，一时也想不出来要如何评价。

“嗯。”助哥表示赞同。

可惜甲方要求再离谱我们乙方也只能照办。在炸弹被助哥发现的时候我曾设想过委托会因此终止，慈善晚会和会谈都会择日举办，我们可以提前回横滨的事。不过现在看来我明显是想太多了。

白天的动荡并不是适合黄昏插手的地方，可白天的请求黄昏也没理由拒绝。侦探社对政府最近发生的种种事件都处于一种既不隔离又不参与的中立态度，这样的方针可以说是“三刻构想”教科书级别的执行典范。可惜的是，这样的策略只会让三刻构想垮掉，这场会谈的出现、慈善晚会的宾客名单就是最好的证明。但假设寻根究底，这又只会是必然的结果——侦探社不会干涉白天的事情，只会在白天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但白天不会让黄昏触碰正空的太阳，只有黑夜才会肆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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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的场所在这栋大厦的第四十七层，除了专门的电梯，普通的电梯都无法抵达。我的脑子里转着各种事情，有的是与现在要做的事情切实相关的，更多的则是想到了一些空泛而无法改变的事情。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我走路不看路直接磕倒了一个半人高的青瓷花瓶。

真的非常痛，痛的眼泪都快下来了。我觉得我的膝盖和肋骨承受了它们不该承受的暴击，但花瓶比我更惨，它直接裂开了。万幸是没碎，于是我小心的把它扶回原处，把裂纹藏起来了。

走廊上的花瓶不止一个，赔偿起来大概是要赔上一整套的，我觉得很忧伤，而且膝盖和肋骨都很疼，更忧伤了。

四十七层除了那个倒霉花瓶以外情况良好，在井上先生没来之前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房间是他们私人会谈要用的。而且小林先生还在会场，离开太久也不太好，于是我们又很快回到了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