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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被南红碾压得一肚子气的警察悻悻然丢下她出去。南红依然挺直腰背了好一会儿，听着外头走廊里杂乱的脚步声，半晌确定没人进来后才猛地后仰靠在椅子背上，大白天的房间里窗帘拉得密密实实，天花板的日光灯管两头已经乌黑，一股浓烈的烟味令她喉咙发疼。

她得罪的人太多，遭此一难也不稀奇。以前工厂里一直和她别苗头的胡干事，曾因为造谣她和厂领导有关系被她在食堂扇过耳光，后来服装公司里也有看她不顺眼的被她下过脸，像徐领队的老婆丈母娘那种人也不在少数，就连钱桂华也干得出写举报信这种下流的勾当。南红自问算是个好人，从没害过人，只想顺着自己的心意把日子过得舒畅些，就这也碍了别人的眼，非要把她踩在脚下，光踩还不够，还要她身败名裂甚至置她于死地，到底有多大的仇，杀父还是夺夫？

强悍如南红，也不禁打了个寒颤，该说的她都说了，不该说的一句也没说，那些男人，看个电影吃个饭喝个咖啡送个东西的是有不少，但真搞到床上的一个也没，这个她不心虚。怕的是有人厚颜无耻往她身上栽赃，她又不是黄花大闺女，要拿出个一二三四证明自己没跟别人睡过，技术上真有困难。

过了半个小时候，换了两个男人进来问话，咯吱窝里夹着厚厚的档案，“嘭”地拉开椅子，坐下来时还踢了小桌子一脚，桌子顶在了南红胸口。南红对这个下马威没任何反应。

“接群众举报，去年在汕头，你贪污了服装公司时装表演队的演出费用两万块人民币，顾南红，你这是重大刑事案件，拎得清一点，老实交待退回赃款，还能争取轻判，要不然和流氓罪两罪并罚，能判个死缓都是法外开恩。”戴着眼镜的便衣目光灼灼盯住南红，要看她如何心理崩溃哭着认罪。

南红愣了几秒钟就反应了过来，笑道：“举报人是表演队的徐领队？他和我有私仇，这纯粹就是赤裸裸的诬陷，诬陷好人算什么案件？判刑吗？”

便衣也没否认，直接取出一叠表格：“看清楚了，这上面有表演队成员们的签字，承认在三天加班后领取了你发放的所谓的表演酬劳，合计两万元人民币，包括你自己领取了九百六十块，这个你承认吗？”

“两万块都发到了每个人手里，那我到底贪污什么了？空气吗？”南红十分心累，现在的警校是不是都降分录取了，感觉一个一个脑子里都是浆糊。

警察颇为满意她的答案：“表演队的人，是服装公司的合同制工人，虽然出差在外地，但每天领的是服装公司发的工资，她们表演获得的酬劳应该归属服装公司所有。不管你分给了谁怎么分的，你这种行为都是贪污了集体财产，私自挪作他用。”

“举报信里没写这个表演和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大家下班时间私人帮忙展示工厂样衣的，工厂的老板是我老公的老板，也算是我的朋友，两万块是大家三个晚上的辛苦费。同志，按你们这种说法，一个厨房大师傅离开饭店，去帮朋友家红白喜事烧顿饭，拿到的辛苦费得交给饭店？一个修理工休息天去帮朋友修个电视，拿到的辛苦费也要交给工厂？道理是不是说不通？我外甥女小时候是电视台儿童演出队的，私下给街坊跳个舞换点鸡蛋，难道那几个鸡蛋也该送去电视台？”南红叹了口气：“这个表演我还特地和公司领导汇报过的，领导说得很清楚，非上班时间，工人干点什么公司管不着。这个你们可以去找服装公司张经理问一问。”

扯来扯去一直搞到晚上，南红问她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家。警察淡淡说查清楚前都不能回。南红懵了，她被转到一个待了三十多个人的房间里，有男有女，有人已经累得蜷缩在地上睡着了，不时有人进来叫人出去，心急的追着问自己的案子到底怎么说，答案通常是还没接到通知，或者不知道。南红问了几个人，最久的竟然已经被关了五天，只被问过两次话，不能探访，不能出去，只能干等。

南红这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工厂里已经下了订单，面料已经付了钱，半个月后明年的春装就会上流水线。广东、浙江几个披发市场的货款要回收，家里还有一堆版样要确认。她要是被冤在这里头，好不容易转起来的七八万的钱和货有可能会血本无归。

“我要打电话！”南红朝外头喊：“同志，我得打电话给家里人，我有生意上的事要交待。”

“先把犯罪行为交待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