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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头，靠上海老乡们膝盖上的军大衣或棉被打掩护。到了后半程，无论天多冷，车窗都会开着，因为厕所实在太臭。

四月天已暖和，也不是节假日回沪高峰，但火车上依然人挤人。陈东来安置下顾西美就起身去找列车长，提出加钱换一张卧铺票。列车长说“侬运道勿错，过了哈密就能空出不少卧铺。”陈东来猜测是神秘的“马兰基地”的原因，他和列车长交换了一个彼此心领神会的眼神，立刻掏出四十块钱买了一张卧铺票。

出了乌鲁木齐不久，就经过兰新铁路的三十里风口，火车哐啷哐啷着并没减速，车厢摇摆着往前冲。陈东来还没回来，顾西美有点头晕，请对面一位阿姐帮忙从行李架上取下一个小软垫，她把脸埋在了垫子里，深呼吸起阳光的味道来。小台板上的一叠报纸晃得厉害，刮到了她的脸颊，旋即盖住了她半边脸，她没伸手挪开，油墨的味道也那么好闻，像一道屏障把车厢里乱糟糟的一切都隔离开来，留给她一个安稳的小天地。

过了会儿，陈东来回来了，看见顾西美伏在一堆报纸间吓了一跳，赶紧打开行李，找出茶缸和橘子罐头出来，又剥了一个白煮蛋。顾西美强忍着恶心在摇摇摆摆的车厢里吃了，还要八个小时才能到哈密，她不吃也得吃，积蓄体力是必须的。

对面三个人的座位上挤了三男两女，都是上海人。其中一对夫妻是普陀区的，男的在阿克苏的农垦十团，女的在县城棉纺厂，儿子出生后送回了上海的爷爷奶奶家，和顾西美一聊，算老乡中的亲老乡，格外投合，知道她回上海生老二，都连连点头“就是就是，小囡还是要送回去好。”

另外一家三口在乌鲁木齐博格达峰的柴窝铺林场，自然就和陈东来聊了起来。那男人随身带了根笛子，革命时期还不忘建设文化生活，也是难得。顾西美多看了那半截笛子两眼，陈东来忍不住嘚瑟了句“我老婆以前弹钢琴的”，立刻被老婆狠狠踩了一脚。果不其然，那夫妻俩就不怎么搭理他们了，大概知道革命前还能学钢琴肯定家庭出身有问题，基本属于“黑五类”。

陈东来只好讪讪地去和自己的邻座一个维族大爷说话。那家六七岁的小男孩半靠半站在父亲身前，一直眼巴巴地看着顾西美手里的水果罐头，突然一根浑浊的长鼻涕滑了下来，他猛地一抽，熟练地绷紧了上嘴唇皮往下拉，舌头嗖地卷着没吸回去的半截鼻涕，吃下了肚。顾西美打了个寒颤，忍住翻腾的呕吐感，默默抱着罐头低头看向小台板上的新疆日报，今天右上角的语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好吧，她真想请对面的小朋友一路少吃点鼻涕，也算相互支持了。

陈东来和对面的亲老乡聊起了罗马尼亚新当选的总统，还有柬埔寨人民抗美救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顾西美对这些毫无兴趣，她也不明白陈东来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些和他们没有一毛钱关系的事。她大哥以前也爱说这些，家里没有一个人听，他也要在饭桌上举着报纸说半个钟头，也许北武听进去了，她反正是当耳旁风的。男人，呵呵。

在吐鲁番站，陈东来下去抽烟，买了点葡萄干上来。顾西美夹在烤馍里一小口一小口地吃，觉得像小时候吃过的葡萄面包。她突然想起禹谷邨里的老洋房。那位方太太下午经常用镶着金边的茶杯和小碟子喝“下午茶”，有一种叫司康的点心特别好吃，每次都会剩下好几个，甜的咸的都有，她姆妈会高兴地说太太让她们吃完别浪费。她以前不懂事，后来才感觉到一种吃了“嗟来之食”的愤怒，更有一种被资本家蒙骗后还感恩戴德的羞耻。方家一心只知道赚钱，毫无爱国心和民族道义，跟美帝和英国佬做生意，还跟日本人、国民党做生意，被打倒是理所当然的。她姆妈思想觉悟低，总念着方家对她们的好，什么解放前跟着物价涨工资，每个月几百万法币2要用麻袋去装，什么对他们兄弟姐妹也很关心，允许她用跳舞房里的钢琴练习，还同情方家母女吃足了苦头。她们吃什么苦了呢比起十万知识青年在新疆垦荒的苦，她们那算什么她们甚至没有对国家对人民做出一分贡献，却不用日晒风吹沙刮，吃着银行里的定息，还有抽水马桶用，连指甲都从来没有裂过。顾西美狠狠地咬了一大口烤馍，把自己内心深处曾经存在过一丝“想成为方太太那样时髦精致优雅的女人”的念头完全抛之脑后。